西方人一面强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另一面却弄出许多“标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智商就是用来划分人群的一个重要标准。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就是有思想、能思维，也就是拥有动物所不具有的“智商”。那么，如果一个人比其他人智商高，很可能就意味着比其他人更加接近真正意义上的“人”。
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情商”的概念，王小东（“网络文化丛书”《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一书的作者）就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热衷于“情商”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势和“情商”均高的人，无非是为自己智商低下找到了一个虚构的托词。选拔干部如果不是根据可以度量的智商，而去讲什么不可测度的“情商”，就会给拉关系、“裙带风”大开方便之门，让那些“白薯”来毁坏我们的事业。
在中关村，时常有人请教怎样才能成为电脑高手。我的“标准答案”就是：先学2年英语、再学3年哲学，然后玩电脑不迟。这话听起来玄乎其玄，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在的电脑技术大多数来自美国或英国，要想读懂硬件或软件的说明书就必须懂英语，所以，学好英语就是进入电脑世界的敲门砖。至于学哲学，除了我个人的偏爱以外，也有一个颇为正当的理由，就是要提高“智商”。既然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学好了哲学，智商自然不低。而电脑属于高科技，一定是需要高度智慧的。提高了智商，就更加容易学会电脑。
可是，偏偏在我周围的一批哲学家，纷纷在电脑面前出尽洋相，使我对电脑和智商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不敢那么肯定了。
如果说哲学家的魅力在于能够提出与众不同并且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的话，赵汀阳可以算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哲学家之一。然而，他对电脑的领悟能力，可以说不及他的哲学能力的万分之一。在通常人能够举一反二的地方，他只要能做到举一反一就很不错了。
记得5年前给赵汀阳安装第一台电脑时，专门为他在DOS的环境下写了一套菜单。不需要懂得任何命令，只要选择1、2、3、4等就可以使用电脑了。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我还在醒目的地方为他贴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操作指南”：
1．坐下
2．打开电源开关
3．选择1进入文字处理菜单
4．在文字处理菜单中选择1进入WPS
5．在WPS菜单中选择D进入编辑6．写作结束后，按F2退出
不少朋友看到这个“操作指南”都会笑着说，连“坐下”都要提示，你这分明是骂赵汀阳“白痴”嘛！
其实，尽管“坐下”之类不过是玩笑话，然而实践证明，对此类人等，多一些提示还是必要的。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赵汀阳使用电脑的时间至少也有5年了。尽管硬件已经升级到586／233，写作用的软件也是Office97，可是基本操作方式仍然和当年一样。他甚至连如何从硬盘拷贝文件到软盘都不会，更不用说使用“复制”、“粘贴”的功能了（当然，经过多次反复，总算知道了如何把正在编辑的文件“另存”到软盘上，这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5年来，他至少已经用电脑写了三本哲学著作和若干篇文章，并且用鼠标通过“画笔”画了一本非常出色的漫画册。但他写的所有书和文章的格式都是纯文本、不仅没有字体的变换，连标题的居中和页码也都没有。虽然他自己口口声声地宣称，格式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思想。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无非是为自己“智商”低下寻找的借口。
无独有偶，哲学所的副研究员张晓明，是当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0本“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的主编，大智若愚，虽然干起大事来举重若轻，颇有大将风度，但是面对小事却又往往举轻若重，事故迭出。平时朋友们开玩笑，喜欢套用电脑术语，说他脑袋里的“内存”很大，但“病毒”也很多。
1997年，在北京召开国际企业伦理学大会，张晓明是大会的秘书长。为了筹备会议通讯联系的需要，我帮他安装了电子邮件。本来我就对这样的人使用电脑没有信心，为了保险起见，先在他的电脑上为他演示了如何收发邮件，确认无误后，写了类似给赵汀阳用的“操作指南”一样的东西才放他搬电脑回家。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原以为万无一失的事情却出了问题。从第二天开始，张晓明就不断打电话找我。据说是每次拨号都看到一个提示：“硬件错误，没有拨号音。”不懂电脑的人最怕的就是看到有关“错误”的提示，更不用说是“硬件错误”了！
由于我事先为了把出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给他安装的是内置调制解调器，唯一可能的“硬件错误”就是电话线。我再三让他检查电话线，也没有发现问题。在调制解调器上有外接电话的接口，从这个接口打电话也没有问题。既然电话线没有问题，我真的想不出问题在哪里了！
就这样，前后三天忍受了近10次的电话“骚扰”，最后才知道是因为他把电脑搬回家后，第一次出现拨号窗口的时候，发现方框中提示的电话号码和家里的不一样，于是就改成了他们家的电话号码。自己给自己拨电话，当然“没有拨号音”了。
出了几次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对衡量“智商”的标准再也没有什么信心了。
